性/別 — 白色恐怖下被凝視的女性
倖存?磨難? — — 政治犯的女性家屬
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受害者多為男性，而在彼時社會男性多為家庭經濟的支撐，女性身為受難者遺孀，不但要負責父權社會下所要求的家務勞動，更要在家庭遭逢巨變後，獨立負擔起子女生計，並同時承受著政府監控與寡婦污名，楊𤆬治女士：「無尪是無地位，尤其是客家人，寡婦是給人看不起的。……從那開始，到現在，我都還留著一個真壞的習慣，『走路不看人』，只要不要跌倒就好了。我常常就用批判的眼光來看人世。」在父權社會，女性
群體是受壓迫的對象，而失去丈夫「依附」的女性社會地位更是低落，且少有再婚的可能；在以男性為中心建構的歷史活動中，政治寡婦的面貌更是時常模糊難辨，「查甫人苦難一時 身後女性一世拖磨」，在二二八中受害的男性生命結束的那刻，卻是女性家屬艱苦的開始。
女性政治犯的主體性
當我在搜尋引擎上面查詢「二二八女性」的時候，後面自動出現了「家屬」兩字，在看完一些資料後，我發現在有關於二二八的歷史活動中，女性時常是以男性為主體的身份出現。在父權的視角下，女性政治犯常被認為是「追隨」男性親友或「受其連累」而受害，因此使其主動參與二二八活動的能動性被抹滅。
被凝視的女體 — — 監獄中的女性政治犯
當年國民黨處置異議份子的流程為逮捕/刑求逼共、軍法起訴/審判、判決確定/執行幾個步驟，而女性在這些過程中被操縱、凝視、凌遲等經驗與男性政治犯則不盡相同，因為白色恐怖時期的女性政治犯所面臨的刑罰鮮少被歷史記載，所以時常須經由口述經驗才可窺探這些傷痕累累的記憶。
女性在監獄中不只需要成為父權凝視下品頭論足的客體，當她們配合獄方參演戲劇時，更是會受到男性政治意識想像的評價，如朱介凡：「從這三位面容姣好的女同學表演中，似乎看出了她們無言的哀怨，和難以負荷的委屈。」，亦如「她可能是貪圖演戲可得到多一些自由與舒適待遇，甘願被利用演反共戲，幫助監方對我們的精神虐待！」
對女性所實施的刑求除一般使用的手法外，還包括了針對女性性器官如陰部、乳房等凌虐；自古以來對女性施暴的壓迫結構從未停卻，因為在父權社會運作下，女性時常是男性無處發洩憤怒的補償，並且透過性的管道發洩。當父權社會衍生的性暴力與國家機器兩股壓迫力量合流時，女性所承受的是莫大的痛苦；前車已覆，後車當以此為鑑；唯有更多女性訴說她們的經驗，才方可建構二二八完整的歷史真相，實踐轉型正義。
1 沈秀華(1997)。查某人的二二八：政治寡婦的故事。台北:玉山社。
2 徐如宜(2019年2月28日)。高雄二二八追思：查甫人苦難一時 身後女性一世拖磨。聯合新聞網。取自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7327/3669694
3 楊翠(2006)。〈女性與白色恐怖政治事件〉。《台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 術研討會」論文集》，台北市：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 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。
4 胡子丹(2001)。跨世紀的糾葛：我在綠島3212天。台北:國際文化公司。
5 陳英泰(2005)。回憶，見證白色恐怖。台北: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。
